陪審傳喚

花想集最近有篇貼文陪審團傳喚。花花在溫哥華出庭後﹐想來必會再加一段經驗談。

正巧這星期我也被法院傳喚﹐趁記憶還清晰的時候﹐作個記錄﹐日後好依此就加拿大與美國之間的庭審﹐做一番異同比較。

大約在一個月前收到陪審團的傳喚單。傳單上註明等候傳喚的星期﹐以及被分配的團號 (姓名地址被遮隱) 。陪審屬公民的義務﹐若無故不應﹐便是犯法。有一回我因出差撞期﹐書面申請延期﹐四五個月後﹐收到另外一張改期的傳喚單。

加州的陪審傳喚單主要是依據當地選民名冊中隨機挑選﹐次要則是從駕駛執照名單中抽取。我是不論大選小選﹐每次選舉都不缺席﹐所以收到陪審傳喚單的機率就要比一個從來不投票不登記選民的人多。大約每隔一年就會收到一張傳喚單﹐曾去過三個不同的法庭。

在候喚的那個星期﹐法院每天會定時三次﹐在網上更新傳喚的最新動態。無法上網的﹐可另外打電話聽錄音。被指定早上報到的﹐前一晚就可得知。規定下午報到的﹐應會在中午前看到消息﹐大約至少有一個小時的應變時間。

根據我個人經驗﹐一旦當過陪審後﹐不但保證一年免役﹐而且下次被分配的團號會比較偏後﹐只當緊急備用﹐很可能到星期五還在待命狀況﹐結果不用出庭。我想﹐法院的考量可能以新手優先﹐讓人人都有機會當陪審。過了兩三年﹐我又開始收到比較偏前的團號﹐才知道自己的陪審免役已過期失效。

星期二中午﹐我的團號被分配在下午報到。準時到達法院﹐入口處先經過類似機場的安全檢查。網上列出不許攜帶的物品單﹐除了常見的危險物之外﹐還包括相機﹐錄音器材﹐和織針﹐違禁沒收。

報到後﹐取得一張陪審出席證明﹐主要是讓上班族帶回公司請假用。若是在十二個月內再收到陪審團的傳喚﹐也可以出示此證明要求免役。一般大公司在陪審期間﹐會照發員工薪水﹐但法律並沒有明文硬性規定。規模小的商家就不一定會提供同樣的福利或類似的保障。法官會依個人經濟情況﹐考量解除身處困境的陪審義務。

陪審員的等候室﹐有點像機場的候機室﹐一排排的座位。靠牆除了雜誌架﹐還有一些桌位﹐供帶手提電腦的人使用。過了報到時間﹐環顧四處﹐大約有兩三百人聚集在等候室﹐大部份人或看書或玩手機。有三四個人圍著圓桌玩拼圖﹐想來﹐要拼出個模樣﹐非得靠許多人的分批接力﹐才有可能完成。記得從前在等候室曾見過有人打毛線﹐現今被禁﹐我猜或許曾經有人邊陪審邊針織﹐因而觸怒了法官。

來自四面八方的人﹐相鄰而坐﹐彼此不相識。一房間裡人數雖多﹐卻顯得意外地安靜。少數笑談的﹐幾乎可以確定他們已擔任陪審﹐經過幾天的同庭相處﹐已然跨越陌生的界線。走近一看﹐果然在他們身上﹐看到掛著陪審的識別牌。當然﹐陪審之間的聊天﹐只能閒話家常﹐不能觸及絲點案情。

錄音帶不時透過擴音器﹐對初次報到的人﹐講解有關陪審工作的基本常識。其中有一段錄音帶因為播放的速度不對﹐沒人聽懂究竟在說些什麼。正當大夥兒互望﹐滿臉疑惑的時候﹐一位調皮的女士﹐模仿慢速轉播的聲調﹐當場自編一段笑話﹐引發滿堂哄笑。

有人說﹐陪審員最艱辛的工作﹐就是無窮盡的等待。幸好我手中有書﹐打發時間也不算難事。庭事議程﹐由法官全權斟酌﹐不像學校﹐準時上下課。

聽到廣播﹐按指示前往法庭。推門進庭﹐見庭中央有數人站立﹐目視我們這一群人魚貫而入。大家在旁聽席坐下﹐我估計這一庭大約有百人左右被傳喚。心想被選中當陪審的機率大約比百分之十高一些。過去曾出席過的庭審﹐被傳喚的規模也大同小異。

法庭的秘書先介紹庭中諸人﹐一位身著制服的庭警﹐左邊是一位檢察官﹐右邊一名被告和兩位辯護律師。接下來﹐秘書逐一點名﹐眾人舉手應到。秘書再隨機抽點十八人先行入座陪審席。再請法官蒞庭﹐庭警請大家起立﹐法官再請大家坐下。

女法官﹐看上去五十多歲光景﹐首先感謝大家撥冗參與﹐履行公民義務。她說﹐如果公民遇到緊急狀況﹐自然會期盼警方或消防即時趕救﹐那麼自己也應當回應陪審的傳喚以回饋社會。她說﹐只有放棄國藉或成為罪犯﹐才能自動解除陪審的義務。我想她漏提了十八歲以下的人﹐不過這些人應不會出現在投票名冊。

她接著講述了一段歷史﹐早期的陪審全部由白人男性擔任﹐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經歷過迅雷風烈的民權運動﹐才逐漸有黑人參與。

她語重心長地特別提到一九七五年後﹐美國才開始有女性的陪審。老實說並不覺得她在講歷史﹐分明說的是發生在我們自己這一代的事。看看滿座的陪審過半數是女性﹐加上一位女法官﹐和兩位女律師﹐才明白為什麼法官如此特別有感觸。

法官只輕描淡寫提到這是一起刑事案件﹐被告被控入屋盜竊﹐全案開庭陪審需要三個星期﹐預估五月二十二日左右可結束。法官強調被告是假設無罪的﹐檢察官有義務在庭上提出足夠的證據﹐說服陪審團被告有罪。被告無須作任何努力去反證自己的無辜。

法官唸了被告及可能出庭作證的人名﹐如有認識﹐就自動解除陪審權。我曾去過一次庭審﹐被告是公司﹐當時的法官也不允許該公司的員工或股票擁有人當陪審。如此做法﹐是為了確保陪審的決定不會受到任何庭外因素的影響。

女法官接著請自認為可以全程參與陪審的人先回家﹐明早再出庭進行陪審挑選。認為自己無法勝任陪審的人留下﹐法官再逐一詢問理由或藉口﹐衡量每個人的情況後定奪是否批准。家有幼兒﹐維生家計的經濟打擊﹐人在外地﹐是通常會被接受的理由。

我突然很高興﹐覺得這位女法官比較為他人著想。過去幾次出庭﹐全場的人都須要全程坐著旁聽他人解釋私自苦衷的表達﹐一個接著一個。說的人尷尬﹐聽的人無聊。

上次回應聯邦法庭的傳喚﹐法官先列出一串預備開庭的日期﹐其中一天不幸與我去奧瑞岡的行程衝堂。我得等到被叫名字的時候﹐才有機會申訴。法官回說﹐“那簡單﹐你提早一天回來﹐就沒問題了。”  我答道﹐“已訂好的旅程不方便更改﹐要是你換一天開庭﹐我就沒問題了。” 法官聽了﹐當場就讓我回家。

上聯邦法庭陪審的機會非常難得﹐可惜那次審的是跨州罪犯的案件﹐我興趣不大。要是碰上當時三星與蘋果公司的訟案﹐我寧願放棄旅遊﹐也樂意全程奉陪到底。

這次的小偷案件﹐我個人參與陪審的興趣也不大。不過法官既然排上將近三個星期的庭期﹐或許還有什麼複雜的原因。

只覺得被告與我生存在不同的世界﹐除了住在同個城市﹐幾乎說不上有什麼交集。法律對被告的人權保障﹐即使缺了我的出席﹐也不會遭到任何損傷。然而‘沒興趣’ 無法當成拒絕陪審的理由﹐加上人已退休﹐實在也編不出什麼動聽的藉口﹐就先回家。

第二天早上報到出庭﹐發現已少了一半人﹐覺得有點意外。接下來秘書在陪審席補足十八人﹐開始挑選陪審。挑選的最終結果﹐將產生十二人當正陪審﹐另加兩位後備。備選的陪審﹐也得庭庭出席。若中途有機會補正﹐可參與最後討論表決﹐否則聽完審案﹐就得回家。

要當陪審﹐先要被審。法庭事先準備好一張清單﹐列舉了十一個問題。每位坐上陪審席的候選人﹐必須逐一回答。問題基本為了充份了解個人的背景﹐姓名﹐職業﹐家人﹐及他們的職業﹐是否有認識的人從事有關司法界或警界的工作﹐有無陪審的經驗﹐有無遭竊﹐或目擊犯罪行為﹐或被別人指控過。

法官聆聽每人的陳述﹐再細問一些細節﹐順便藉機教育﹐講解陪審工作的重點和基本原則。等十八人輪流完畢﹐法官讓其中數人回家﹐秘書再叫另一批人補缺﹐同樣的程序再重複。陪審席的座位像走馬燈﹐人下人上換走幾回合﹐我也被叫坐上。

法官聽我說明上次當陪審的經驗﹐只交待每案不同﹐不要讓前次的經驗影響此案的決定。

等到法官結束詢問﹐不再淘汰﹐就輪到律師上場。為被告辯護的﹐是位年輕女律師﹐精明能幹的模樣。她一上來﹐先說個自身的故事﹐在一個賓客繁忙大餐廳吃飯﹐點了菜後改變主意﹐卻記錯了剛才那位侍者。

她問第一位陪審是否也有類似認錯人的經驗﹐請他說說自己的例子。接下來﹐她再問﹕“那麼上法庭作證的目擊證人是不是也有認錯人的可能﹖”

我覺得這位女律師﹐挺聰明的﹐還沒有正式開庭﹐就開始為被告辯護﹐在陪審的腦中先播下懷疑證詞的種子﹐預先化解檢察官的說服攻勢。女律師接著對第二位和後來每位陪審﹐重複同樣的問題﹐我才理解原來她的手法不止預下疑種﹐還進行反覆的洗腦。

刑事案件的陪審制度﹐主要在保障被告的權益。要定罪被告﹐必須十二名陪審全體達成共識。如果大家都覺得無罪﹐被告當然無罪。然而陪審最終如果意見分歧﹐定罪同屬無效。法官對重大刑案可能會換陪審重新再審﹐但像小偷之類的芝麻案件﹐不可能被重審﹐破局也等同無罪。所以辯護律師只要找到一兩個同情被告的陪審員堅持到底不妥協﹐就算贏得這場官司。

聽過前面十幾位陪審講述大同小異的認錯人經驗﹐總算輪到我被審問。

“你有沒有認錯人的經驗﹖”

“有﹗”

“可不可談談你的經驗﹖”

“一時想不起來。”  (其實心裡在說﹕實在不願入妳的圈套。)

“那麼你是否相信目擊證人也同樣可能認錯人﹖”

若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問題﹐我應該只會簡單地回答﹔“是的﹗”

然而歷經過一再重復的此刻﹐我實在有些沉不住氣﹐當場作了兩點誠實的回答﹕

一﹐一般人目擊犯罪﹐記憶會比較深刻。街頭人群中擦肩而過﹐飄忽一瞥﹐錯認人的例子﹐並不完全等同。何況上法庭發誓指認犯人﹐也會多一層謹慎﹐因為弄錯的後果很嚴重。

二﹐在還沒有見到證人和聽到證詞之前﹐就預設證人可能錯認犯人﹐這種先置的懷疑也屬於一種偏見。

等女律師問完一圈﹐換年輕的檢察官上場﹐他只挑幾個人問問﹐有關職業或過去的經歷。我覺得這位檢察官似乎並不很在意是否打贏這場官司﹐說起話好像在為將來當上法官而練習。

從零碎的對話中﹐我可以約略拼湊出案發狀況。有一個人目睹犯罪行為﹐現場報警﹐警方循線逮捕犯人﹐及被告否認等大致情節﹐搜出的贓物好像與毒品之類有關。不知道除了目擊證人和刑警之外﹐檢察官手中是否還握有王牌﹐更可靠的證據﹖法官曾提到將有專家到庭就DNA 測試的可靠性作證。

接下來﹐法官讓檢察官和辯護律師輪番淘汰。淘汰有偏見的陪審是法律保障的權益﹐不需要給任何理由。然後﹐後補員填補空出來的正位﹐這時我也移坐上十二位正陪審的位置。另一批新人被叫﹐補上候補席。

挑選漸漸進入尾聲﹐這時剩下還沒叫到名字的﹐已寥寥無幾。直到雙方無異議﹐就算挑選的程序完畢﹐正席的十二位成為陪審﹐另加兩名當後補。所以此刻坐在哪個位置﹐至關重要。

辯護律師再問新人相同的題目。當一位坐在備位的新人回答﹕“我寧可放縱有罪﹐也不願錯冤無辜﹐如有一絲半毫的懷疑﹐哪怕是極其微渺的可能性﹐絕不支持定罪。” 我馬上知道自己的位置不保。如果我是被告的辯護律師﹐肯定會想盡辦法讓他除正﹐因為那幾乎是一張勝訴的保票。

接下來﹐檢察官棄權﹐辯護律師淘汰一位律師陪審。檢察官再棄權﹐辯護律師就點名淘汰我。

拿起隨身的書袋﹐我步出法庭。迎面一陣清風﹐吹走心上的石頭﹐鬆了一口氣。看看錶﹐下午四點﹐已經耗去一整天。

整個陪審挑選的過程﹐被告都在場﹐一直保持著同樣的冷漠﹐一幅無所謂的態度。從他事不關己的表情﹐我找不出丁點含冤抱屈的憤怒﹐一絲羞辱待雪的焦急。

老實說﹐我很欣賞女律師。她運用法律賦予的唯一機會﹐和陪審雙向對話﹐不但深根教育灌輸疑念﹐同時選擇同情被告的人進陪審團﹐為贏得勝訴作出最大的努力。

萬一哪天遭人誣告﹐我希望有像她的人當我的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