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陰的變調(三) 機場的滯情

出國前﹐與幾位大學的同窗好友電話辭行﹐告知我的行程。一位曾經住過同一宿舍的室友﹐一聽說我要過境舊金山﹐就立馬回話﹐想到我家見一面﹐有要事相託。

這位大學同學﹐有位相當要好的女朋友。她常來我們的宿舍聊天﹐個性很隨和﹐和大伙兒都處得相當愉快。不過這位室友有個不良嗜好﹐喜歡打麻將賭錢﹐他父母很頭大﹐就將他每個月的生活費﹐直接寄給這位女同學﹐由她控管他的生活消費。大伙兒也因此將他倆視同一對夫妻。

大學畢了業﹐大伙兒各奔前程。我下部隊服預官役﹐而這位室友﹐因為體檢不合規定﹐免服兵役。兩年失去聯絡﹐臨時突然說有急事﹐聽了有些錯愕。

見了面﹐同學告訴我﹐女朋友畢了業﹐就隨全家移民美國﹐住在舊金山。臨行前兩人曾約定﹐女方一旦辦妥綠卡後﹐就回國結婚﹐再以親屬關係為男方辦理移民出國手續。最近幾個月來﹐他寫的信都石沉大海﹐沒有得到女方回音。同學希望我在過境舊金山的時候﹐能遊說勸服他的女朋友﹐要她履行當初的約定。

我問為什麼當初沒有先結婚﹐再出國﹖他回答礙於移民靠的是親屬關係﹐資格限未婚子女﹐所以不能先結婚。我接著當場告訴他﹐最好的辦法﹐還是他自己想辦出國留學﹐到了美國之後﹐再親自找她了結。同學說﹐他沒有深造的意願﹐只想辦移民﹐既然有現成的捷徑﹐為何要繞大圈子﹖

清官難斷家務事﹐外人休管兒女情。本不想插手﹐但見同學苦苦哀求﹐我便告訴他﹐這事旁人的影響力實在有限﹐只答應盡力而為﹐到美國後想辦法把話傳到。至於結果﹐還得看兩人的造化。不知同學當時聽進去多少﹐只覺得他當我是一根救命稻草﹐心中還抱著無限希望。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舊金山下了飛機﹐入了關。大概要等五個小時﹐才得轉機往紐約﹐我便撥個電話給這位女同學。沒想到﹐她親自接了電話﹐很興奮地表示要親自來機場。

見了面﹐聊天話家常﹐她跟我提到移民出國後﹐才發現實際與想像之間﹐有天差地遠之別。起初住在親戚家﹐剛開始還算好﹐久了就難免遭人嫌煩。自己識趣﹐想辦法搬了出來﹐但得面對現實的經濟問題。一家人全靠她一個人的收入生活﹐覺得擔子很重。每天忙著上下班﹐累個半死﹐也就沒有精力顧及其他旁事。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把出國前同學交待的事講出來。女同學搖搖頭﹐嘆口氣表示﹐那些都是過去的事﹐已經結束了。我急著說﹐那要跟他講清楚﹐否則他一個人還抱著希望﹐在台灣瞎等。女同學回說﹐能說的﹐全都已經說了。只是他不了解狀況﹐始終不願面對現實。她只好痛下狠心﹐以不回信來讓他斷了這念頭。

坐在舊金山機場的大廳﹐我惶惶不知何以應對。低著頭喝飲料﹐想了一會﹐我說﹐多一個人在身邊﹐未必見得就是增加負擔。等到適應環境之後﹐一旦找到工作﹐兩人便一起奮鬥﹐豈不是比一個人獨自掙扎要好些﹖女同學回答說﹐不光是兩個人的問題﹐她的家人一直反對他們交往﹐以後想要在一起生活過日子﹐困難重重。

心中還在琢磨還有什麼其他的說詞﹐但已經被她察覺我不死心的企圖﹐她主動告訴我最近已認識一位有經濟基礎而且願意分擔的男朋友。知道再多說﹐也於事無補﹐我便就此打住﹐兩人改聊些其他比較輕鬆的話題。

到了紐約﹐我寫了封長信給同學﹐表示已將話轉達﹐但沒提到最後那段傷心話。對他的期待﹐我個人覺得並不樂觀。他若真想要出國﹐必須放棄死等的念頭﹐得靠自己的本事。既是唸理工科﹐想要取得留學深造的入學許可﹐並不困難。我得到三個學校的獎學金﹐只能選一所唸。在回拒另外兩間學校的信函上﹐我都已將他的名字推薦給學校﹐希望他盡快辦理申請的手續。

我信上寫到﹐等你人來到美國﹐了解實況以後﹐再決定挽回兩人的關係是否還有機會﹐是否值得再繼續付出努力。同學的回函﹐語氣充滿失望﹐似乎對我也不怎麼諒解。我承認任務失敗﹐但實在也無能為力。第二年﹐我聽說他去了我推薦的其中一所學校留學唸書﹐我心裡才覺得好受些。

接下來二十幾年﹐一晃而過。我一直沒有聽到兩人的消息﹐突然接連發生兩件巧事。

有一天我上銀行﹐見櫃檯前的隊伍中有位面熟的女士﹐覺得有點像一位大學同學﹐但不敢確認﹐便小聲試探叫她名字。果然是她﹐她說也覺得看我面熟﹐但不記得那兒見過。報了名﹐相互大笑。雖然在學校的時候﹐我們不算很熟﹐但聊聊過去學校及同學的事﹐好像回到從前﹐也不亦樂乎。

她告訴我﹐已離了婚。因為不認識她先生﹐當場不知該回些什麼。或許見我吃驚的模樣﹐她又接著說某某某﹐也離婚﹐好像扯了別人進來﹐就化成稀鬆平常的事。但我聽了更是嚇一大跳﹐因為某某某正是我那位室友的女朋友。我詢問一下細節﹐才知道室友的女朋友嫁了一位年紀差上一截的男人﹐生活似乎並不美滿。兩人也沒有孩子﹐她離婚後就單身獨居。

回家的路上﹐我不禁愧疚自責。早知如此﹐那天在舊金山機場﹐就不應該輕易放棄。然而事後諸葛好當﹐誰能預知會有這樣的結局﹖當時我又有什麼資格嚴詞相逼﹖即使罵人﹐難道就會有效﹖

過了一陣子﹐我們送女兒上柏克萊加大﹐在新生宿舍的馬路邊﹐我一眼瞥見擦身而過的車子﹐車上的駕駛正是我那室友。我一路追趕﹐大聲喊叫﹐幸好當時在校園裡﹐他的車行速度很慢﹐車停了下來﹐卻是滿臉疑惑。我叫他的名字﹐還是沒認出我來。

當年我們在大學宿舍相識﹐沒想到﹐如今在子女的大學宿舍重逢。他們長途迢迢從外州送兒子來上學﹐到了加州﹐車還沒停妥﹐就被我半路截住。我留下電話住址﹐請他們晚上來我家裡聚聚。

吃過飯聊天﹐同學告訴我﹐出了國打工唸書﹐認識老婆﹐兩人開餐館﹐辛苦熬過來。問他還打麻將嗎﹖他說信教了﹐戒賭戒煙﹐我看他也真有重生的模樣﹐為他感到高興。

然而話題一轉﹐又提起往事﹐才發覺事隔多年﹐他對當年之事﹐仍然耿耿於懷﹐並沒有全然放開。他問我﹐是否知道從前那位女朋友的近況﹖

我看看正和老婆聊得起勁的嫂夫人﹐她身旁帶著有唐氏症的小女兒﹐知道她是位很辛苦的母親。話到了嘴邊﹐又被硬吞了回去。我回答﹕“不知道呢﹐都沒聯絡過。”

過了幾年﹐聽說這位室友搬到南加州。如今又是十來個年頭﹐我一直不敢向同學們打聽消息。

如果能重頭來過﹐回到三十八年前的今天﹐在舊金山的機場﹐我可以說些什麼﹐能夠導致不同的結局﹖至今還沒想出來。